2008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新天府评选活动榜单揭晓。成都平原以最高的得票数胜出，成为“新天府之冠”。 详细情况，敬请关注本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写过“绿量”与“森林覆盖率”后，还是对“植树造林”的问题放不下，脑袋中不时掠过这个问题。我现在刚到杭州，明天参加杂志在杭州的读者服务部的揭牌仪式，已经下半夜1点钟了，但是看到房间里的上网线，就忍不住上网，写一下博客。 首先是我认为“绿量”这个概念肯定比“森林覆盖率”精确。“绿量”是卫星通过遥感算出来的。可以把卫星想象成为一架数码照相机，“绿量”无非是卫星这架数码相机对着大地拍照得出来的影像。因为植物的绿叶吸收太阳光谱中的红光和红外光，反射绿光，因此卫星能很精确地计算出植被的“绿量”是多少。但“森林覆盖率”就很不精确啦。“森林覆盖率”的定义是：森林树冠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面积除以地面的总面积，就是这块地面的森林覆盖率。也就是单位面积的地面上森林树冠的投影面积是多少，森林覆盖率就是多少。当然计算森林覆盖率时不会去一棵树一棵树地去量树冠的投影，而是用森林的面积来算，森林规定为郁闭度大于0.2的树林。况且我们林业部门还规定房前屋后、田间地垄的树都要算到森林覆盖率中来。总之，森林覆盖率是一个估算值，是一个约数，而“绿量”是一个精确数。 还有就是“绿量”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反应植被繁茂程度的量。而“森林覆盖率”是一个二维的平面的量，一个层层叠叠的有着几层结构的森林，比如有高大的乔木，次高的乔木，灌木，草本的森林，用“森林覆盖率”就反映不出来，可能与一个简单的没有层次的森林“森林覆盖率”相等。 ...[查看详细内容..]

昨天下午，看到刘晶短信，说她为了那篇稿子的图说等，直到凌晨3点多才到家。不禁黯然。下午她又来了。面容憔悴。这些天，为了第十期，这个370多页的特刊，编辑部的几位女士尹杰，黄秀芳，吴静，陈云等，连续的加班都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也许十一的假期能恢复。 晚上先是吴静，后是刘晶来电话，要换图片。已经是晚上11点了。李晟在那里修图,调图。 我的卷首语一个字还没写，所有的稿子二彩都完成了。蓝纸明天到，后天开机印刷。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写完卷首语。但北京石花洞的陈主任来电，让我无论如何要参加他们今日的一个研讨会。石花洞很远，在房山那边，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去还是不去？很难推掉，已经是反复找我，那天我以为29日能完成这期，就答应他们了，现在不好不去，那就去吧。 那卷首语呢？今晚能写完么？

我们正在挑选西北干旱区特辑的封面，不停地有打印出的方案被扔进设计总监介彬的废纸篓，也不时地有彩样被我们重新捡出来。 封面标题基本确定了，最后的封面究竟会是哪张呢？

中国人的姓氏：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下） “姓”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传承，更重要的还有竞争。 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说的是中国有些大姓集中了众多的人口。看一下今天新百家姓的排行榜：前19个姓，已经包括了汉族人口数的一半。但是中国人的姓氏现今仍在使用的达4000多个，也就是说，不到0.5％的姓，占据了50％的人口，这种现象不是天生的，而是姓氏经过竞争而逐渐形成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00多个姓（中科院遗传发育所袁义达教授收集），但后来有些姓逐渐消失了，仅剩下今天的4000多个。如果我们把姓氏看做是物种，那么那些消失的姓氏就是一些灭绝了的物种，留存下来的则是成功者。 最“成功”的是那么几个大姓，比如：李、王、张、刘、赵、朱等，如今前3个姓每一个姓的人数都超过了总人口的7％，刘姓人数超过5％，赵姓超过2％。朱姓超过1％。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个大姓刘、李、赵、朱不正是中国几大王朝（汉、唐、宋、明）皇帝的姓吗？皇权使这几个姓发展成为中国的最大的最常见的姓，这可以归结为姓氏发展的“皇室效应”。例如汉朝，皇帝刘邦将子孙分封于全国各地，西汉累计封王30余人，封候400余人，汉朝统治的时间又长达400多年，一般而言，100年可繁衍4代人，400年可繁衍16代人，人的繁衍又是按几何级数增加，假设刘姓皇室这430多被分封的刘姓贵族，每一个生2个儿子，以后也如此，16代刘姓贵族就会造就430×2的16...[查看详细内容..]

摄影/黄丰 造出“江南”来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天堂的渴望 铁马、秋风、塞北， 杏花、春雨、江南。 这副对子，很有意味，与江南对应者，不是江北而是塞北。它暗示了江南的和平，安逸，美好，因为与它相对是铁马（战争）、秋风（肃杀，凋零，冬之将至）。 中国人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用的词往往是“江南”，如“塞上江南”。江南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 其实许多诗中的江南，并不是江南实际的样子，而是我们希望江南应该有的形象。 最典型的就是历代诗人们对西湖的描绘。 袁宏道的西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 张岱的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柳永的西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音yǎn)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镲（据说金主阅此词，慕西湖胜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必须承认，这些诗词对江南的描写太理想化了，其实江南未必如此，但为什么诗人对江南理想化的夸大的描写，会被人们所欣赏，所接受呢？这些描写江南的诗篇为什么会被千古传诵，誉为名篇呢？ 这透漏了这样的信息，江南不是一些事实的集合体，江南对于我们还有另外的东西。“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经直白地说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愿望，即江南是理想的居住地，是值得生活在那里的...[查看详细内容..]

摄影/黄丰 行政区划是塑造“江南”的重要力量 在江南这个概念形成的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作用举足轻重。我们已经说过唐代划定的江南道，和后来把江南道拆分只留下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此举对江南概念的形成十分重要。 而且像位居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是江南，也只有搞清楚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才能明白。在历史上，比如东汉和南北朝时期，在现在的江苏跨越长江南北的地区设有行政区扬州府，治所在现今的南京。这一带那时都称为“扬州”，江北许多区域都在扬州的辖区，与江南一起称为江南就不奇怪了。 把扬州看作是江南更重要的原因是扬州与江南的神似，甚至可以说扬州曾经比江南更江南。大运河畔、长江边上、东海之滨的扬州，她的繁华、她的富庶、她的舞榭歌台、她的诗词歌赋、她的琴棋书画都和江南的苏杭相通、相似、相媲美。因此杜牧把扬州当江南来吟咏就可以理解了。 决定一个地区风貌的因素有这样几个，一个是自然区，一个是行政区，还有一个是文化区。它们的互动和交错作用，才造就了一个地方的风貌。 就文化区划而言，扬州应该属于江南。自然区划、行政区划、文化区划，这三者很难重合，扬州就是这三者错位的典型。扬州在江北却叫江南，这是文化对自然区划的超越，是文化力量的显现。 制图/陈俊华 制图/陈俊华 摄影/黄丰 摄影/黄丰

摄影/刘刚 纷纭的江南共有的部分在哪里？ 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就是让各类学者把他们心目中的江南在地图上圈出来，最后我们把这些地图重叠起来，看它们共有的部分——也就是所有集合的交集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个共有的部分就是真正的江南。 这个江南在哪里？当我们把结果揭示出来时，我们看到这个江南就是太湖和西湖流域，就是苏州和杭州周边地区。其实这个江南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我们常识中的那个江南，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江南；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江南；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中的江南；是乾隆六下江南中的江南…… 至此，我们看到了江南这个概念从一个普通名词演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从一个空洞的抽象的空间演变成了一个有着丰富意义和内容的地方。可以说江南是“炼”出来的，就像钢是炼出来的一样。 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 那么，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呢？是哪几种力量炼出了江南？中国人为什么要“炼”出江南这样一个地方？ 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种因素“炼”出了江南： 首先是自然的贡献。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能上演“江南”这出剧目的地方。江南的气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在古时，并非如此。因为就气候而言，江南的淫雨连绵，潮湿濡热并不比北方温带地区的温暖凉爽更有利于古人类生存，所以司马迁《史记》中说江南“地下...[查看详细内容..]

制图/陈俊华 江南经历了一个浓缩的过程 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教授在他的文章中，简明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江南作为一个地域从古到今的演变，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先扩后缩的过程。在秦汉之际，江南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主要是湖北和湖南。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江南开始东扩，直到江浙一带。到了唐代，初唐时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区域设立了一个大的行政区——江南道，从湖南西部直到海边。这是第一次动用行政的力量划出了江南的范围。此举并没有结束长江以北许多地方叫江南的历史，譬如当时，汉江西南，长江以北的荆州、襄樊、江陵等古楚国的旧地仍称江南，但是此举开始了江南的范围从北向南压缩的过程。后来唐玄宗又把江南道拆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接下来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为湖南道，东仍为江南西道。这次行政区划开始了江南的区域从西向东浓缩的过程。 从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江南经历了一个不断浓缩的过程。 譬如：屈原在《九章》中有诗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是荆楚江湘之地。到南北朝时庾信的《哀江南赋》，再到清初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套曲，江南已经从两湖地区浓缩到了今日的江浙地区。 如果我们把历代的文学作品或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江南，在地图上标出来，我们会看到，这些点开始时分布得很广，随着历史的推移，点越来越集中到今日的江浙地区，也就是太湖和西湖的周边地区。 ...[查看详细内容..]

摄影/黄丰 江南这个普通名词为什么成了特指？ 的确，当我们认识到江南在哪里是一个问题时，疑问就越来越多了。 例如：唐代名诗人杜牧的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写扬州的还有一首名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里的江南分明指的是扬州，可是扬州在长江的北面啊。 这里显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江南？ 问题还有许多。比如历史地理学者石泉曾撰文指出：古文献中的“江”并不是长江的专称，至少在唐以前。他用大量史实证明古时许多河流都叫“江”，比如著名的大河淮河和汉水都曾叫过“江”。“江南”也曾指淮河以南和汉水之南。一些不出名的河流也曾叫“江”，如：山东东南的沂河等。既然这些河流都叫“江”，那么当这些河流某一段东西向流淌时，江的南面当然就叫江南啦。可以想象，当时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是很多的。其实我认为既然江南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意思无非是“河流南边的地方”，那么无论古时还是现在全国应该有无数的江南，只要有人有江的地方，人们都会把江之南叫“江南”，不叫江南又叫什么呢？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人们离开当地，在全国的范围说江南这个词的时候，江南就从一个普通的名词变成了特指的专有名词。为什么全国无数的江南最后都失去了叫“江南”的资格，为什么最后只有某一块地区可以独享江南的桂冠？这的确是一...[查看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