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贵春;摘要：问题研究是哲学创新的突破口,是新哲学理论的催生剂。《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栏目高度关注哲学的问题研究。2006年以来,我们先后编发了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的《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两篇评论性文章;2006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与《学术界》共同召开了“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学术研讨会”,倡导以哲学的方式思考重大的时代性问题和中国发展问题,以自觉的问题研究推进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专题文章是参加会议的学者对各自研究领域的问题、思考路径、未来前景的深入思考和进一步探讨。其中,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衣俊卿教授认为,哲学在重大文明转折处总要捕捉新问题,探索新范式。新时期的中国哲学捕捉了新问题,却忽略了范式的转换。因此,应首先关注哲学范式的问题。哲学创新的关键是以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替代抽象化的意识哲学范式。同济大学哲学系孙周兴教授认为,“哲学”完成了,我们面临“后哲学”的问题。哲学批判,文明对话或交互文化沟通,以及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筹划构成“后哲学”的三大主题。后哲学的思想的前景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直面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这两大现代性难题。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主张面对新挑战的儒家伦理要从“妖魔化”处境之中脱身,以获得“出场”资格,就需要对其概念范畴、问题向度、思想脉络和历史情境做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这样,儒家伦...[查看详细内容..]

作者：张盾;摘要：马克思超越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提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问题,即资本主义体制下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压制。马克思给现代政治理论带来的重大变革在于,将政治的中心场域从传统的国家与法转移到经济领域,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权力压迫性质,开拓出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论域,其核心内容便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具有现实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事实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超出直接事实的建构性的理论概念。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他从经济和财产权角度介入政治问题并揭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对抗性本质的理论路径。

作者：郭庆旺;贾俊雪;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近几年从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财政收支调整或财政稳固方式,进而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利用增长核算法探讨了我国应采取何种方式的稳健财政政策以确保其具有可持续性。分析表明,由于我国财政收入政策存在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因此现阶段实施的以增收为主要方式的稳健财政政策没有对宏观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成功转型以及稳健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选择财政稳固方式,即应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且尽量保持财政收支同步增长。

作者：潘彬;罗新星;徐选华;摘要：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我国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深入了解我国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文章利用1995年至2004年我国时间序列资料和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资料,通过加入政府购买一般化恒常收入模型进行估计,并比较两组结果。研究中特别将时间序列资料变量为非定态随机过程,并将变量间可能具有的协整关系、社会消费的过度敏感现象以及可支配收入系数的显著结构性变动纳入考虑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时间序列资料及家庭资料均支持政府购买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有互补关系,并且互补程度基本相同,互补程度系数介于0·32至0·38之间。

作者：王绍光;摘要：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作者：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摘要：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和地区壁垒,不但限制了职业流动,也导致了同一社会经济地位其资源含量在壁垒之间的差异,使工作单位和出生地成为地位的象征和指示器。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分析表明,单位和地区壁垒效应持续至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弱化这些效应。体制外,职业的收入回报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开始趋向平衡,而不同职业的收入差别大大高于体制内,说明体制转型加强了职业的地位含义,也由此扩大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大众接受程度如何?地位流动是否机会平等?将是重要的社会学课题。

作者：刘精明;摘要：本研究透过职业阶层、教育与政治资本三个重要因素,侧重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受国家改革计划的影响明显。而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不仅阶层间收入不平等扩展迅速,而且体力劳动者的市场境遇也大大低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由于更多地受国家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资本对改革后新生代劳动力工资收益的影响呈现出随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推后而快速下降的态势。

作者：冯亚东;摘要：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导致不断有新的犯罪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但中国97刑法立法上犯罪的增设却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犯罪的多样化似应带来刑罚的多样化,但这种“以罪定刑”的思路并未从根源上揭示罪刑关系,故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深层次分析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罪刑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当前国情下刑罚应该限制于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而不应扩大到罚金刑;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

作者：白建军;摘要：本文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死罪”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发现了犯罪中是否构成死罪、死罪中是否适用死刑、死刑中是否立即执行的一些重要不同。根据这些发现,文章认为法律解释既是规范判断又是自主判断,应尽可能提高法律本身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作者：姚文放;摘要：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