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3月07日《上海证券报》，我的“铭心之论”专栏文章。 抓住内部机遇 缓解外部失衡 陆 铭 汇率制度在1994年并轨之后，中国迅速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大国。然而，自2005年以来，外汇储备猛增所带来的系列问题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估价人民币的币值。但是，如果国内低端劳动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状态不变，企业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压低工资来控制成本，从而将人民币升值的后果转嫁给那些人力资本和技能较低的劳动者。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中国目前的资产价格上升中有国际游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一旦人民币真的大幅度升值，而且是一步到位地升值，那么，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国际游资大规模抽离，而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巨额财富被国际游资卷走，这将造成中国巨大的财富损失！ 很可惜，由于缺乏确凿的数据，我们至今还没有办法了解在经常项目顺差中究竟有多大部分实际上是国际游资。据观察，出口企业可能一方面高报出口货物价值，一方面高报国内采购价值，并给予国内供应商相应回扣，这样就可以用贸易的名义为国际游资提供进入中国的渠道。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之下，游资进入中国后便会投资于资产领域，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虽然没有数据证实这一事实，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外贸领域出现的一些现象在2004年后出现了“突变”，如果完全是因为实体经济的因素发生变化，那么，外贸领域的变化更可能是逐渐发生的。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宏观困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查看详细内容..]

有读者曾经希望我有讲座信息时在BLOG上发布一下。下周四晚上6：30，在复旦3108教室，我会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讲讲有关劳动合同法的背景。本来，不想对最近这场争论发表意见，因为，这其中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而我们最缺的就是实证依据。对于现在的劳动合同法的经济效果，在理论上是讲得清楚的，那就是，在短期内，主要是负面的（比如被大家批评的增加失业、企业关门），但在长期内，它可能有增进平等和扩大内需的正面效应，当然，短期内的负面效应也可能在长期里累积，从而超过正面的影响。所以，对于劳动合同法的综合效应评价这就是一个实证的问题。因此，对于劳动合同法（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我并不支持，但我也没有证据去反对。在短期内，如果劳动合同法已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么，当前要考虑的，就是通过什么办法去减少这个负面影响，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税！

此文是提交给上海市的一个课题的总结报告,虽然讲的是上海的事,但对于其他城市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内需型服务业”：上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 陆铭 章元 程大中* 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服务业是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而注重发展“内需型服务业”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突破口。为此，政府应促进服务业中的竞争，控制内需型服务业的成本。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防止较高收入者过度加班，增加内需型服务的需求。 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当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动以服务业为主时，其产品需求将日益被本地化。原因很简单，工业制成品的可运输性很强，因此，其需求可以来自于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地。而服务产品的可运输性很差，因此，无论是生产型服务业还是消费型服务业，其需求将大量来自本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生产型服务业中有大量需求来自外地，但生产型服务业的大发展本身就一定要有高生产率的劳动力，这恰恰需要劳动力从内需主导的消费型服务业中获得高品质的“劳动力再生产”。 传统的划分方式将服务业按其功能区别为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从统计上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非常高。在上海的服务业内部，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0%的依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占服务业生产总值比重为17.72%）、金融...[查看详细内容..]

Jude的评论非常重要，答复如下： 历史的发展太复杂，充满各种可能性，一些小的偶然事件也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路径。我的尝试是，想抓住主线，找到某种逻辑。收入差距无论从既有的理论，还是实证（包括历史）研究来看，似乎都是决定社会和政治转型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我比较赞同Acemoglu的看法。 你说到的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差异，我怀疑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内生化”的，也许是政治的体制型构了性格，而不是相反。想想春秋，以及魏晋，也许你会相信，当中国成为很多小国的时候，中国人的个性也会变化。但是，中国自秦以后大多数时候是个统一的大国，这和欧洲非常不同，中国人的个性可能是被符合大国治理需要的体制型构了。 最近，对于各个国家的体制的比较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对于中国的体制和历史，我期待更多的思考，远远没有结论。

今天，我带的第一届硕士生答辩，我给在场的人念了田士超的后记中的两段。尹伯成老师72岁高龄，专程来参加我们的答辩。事实上今天答辩的学生的导师，都是他的学生。最后，我们请他给学生提点要求，他说，“八字方针：听话、踏实、肯干、谦虚。”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拿这几个字对照一下自己。下面是田士超的后记中的两段，与读者（特别是学生读者）分享。 “……说到这里，我想对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对于不走学术道路的硕士研究生而言，究竟需不需要认真努力地去做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言论，“本人既不读博又不出国，没必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虚无缥缈的研究上，随便写写能过关就行了”。去年奔波于找工作的忙碌时节，我曾经偶然问起一个同学有关毕业论文的事情，他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问了一个“外星人”式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会因为论文而毕不了业吗”，这是他的回答。诚然，在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下，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会因为毕业论文不过关而无法顺利毕业。但我觉得，也恰恰是因为这个事实，毕业论文才能够真正折射出一名学生做事的态度和做人的品格。如果在毕业论文方面随随便便地蒙混过关，其实对不住的并不是导师和学校，而是自己的良心和那一纸印制精美的硕士学位证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习惯于凡事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那么，“做一篇规范的...[查看详细内容..]

2007年5月30日，在我的主持下和袁志刚教授、万广华教授、陈钊副教授的共同参与下，我们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一个“面向城乡与区域的协调发展”论坛。有趣的是，几位发言者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很多共同的看法，使得我忍不住要总结出几条有重大政策含义的“复旦共识”。 第一，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构成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又是区域收入差距中的主要贡献者，并且其贡献还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城乡收入差距，即使对于缩小区域收入差距而言，只要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区域间收入差距就会缩小绝大部分。 第二，只有控制收入差距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不只是为了公平，而且收入差距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自动缩小。 第三，不能简单地依赖补贴农业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不能把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转化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不能是一个发展机会不均等的城市化。 其实，我们谈的东西已经涉及到了政治和社会结构、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构成的“发展的三角”，理解这个“三角”是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对此，我将另外撰文阐述。 陈钊所讲到的“二元社会”问题是近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问题。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一直把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发展的目标，但是...[查看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