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流大学排座次，参照的指标非常复杂，比如教授队伍、学科建设、实验室、图书馆……但最要紧的，是这所大学的精神旗帜——校长。清末民处的戏班子崇尚“名角负责制”，谭鑫培、盖叫天、梅兰芳、马连良的海报一贴，立刻应者如云。这就是“台柱子”的市场号召力。大学，也是如此。一位学养深厚、目光高远、人格清纯的大学校长，可直接提升大学的社会声誉和发展空间。比如蔡元培对北大、张伯苓对南开、匡亚明对吉大……大学掌门人的确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样的人物一旦消失，现实便开始新一轮残酷的洗牌。所谓光荣历史、优秀传统云云，不过是后来者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昔日辉煌对于一所大学已经做不了什么了，甚至会成为历史包袱——映衬现实的无能。(下图：张伯苓博学多才、风度翩翩，堪称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单说开创南开的张伯苓先生，这样兢兢业业、大公无私的教育家，足令当今所谓名牌大学的校长们汗颜。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就读期间，曾受他的教诲。青年周恩来对张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极为推崇。建国之后，由于张伯苓和国民政府走动得太近，这位教育家便成了“带色”的人物，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活动受到压抑。 首先，张伯苓把大学教育当作了“社会福利”，每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廉价地享受到。他的南开不是“惟智力”、“惟分数”的学府，而是&ldqu...[查看详细内容..]

梁实秋说：“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生。再灌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中外皆然，似乎饮酒堪称人生最快活的事了。（右图：贵州茅台，一直是中国的“国酒”） 2000年初，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曾亲口对我讲过一则故事：建国初期，酷爱文艺的周恩来经常和圈里人打交道。那天，恰好乔羽先生在。忽然，总理的机要秘书急匆匆地走进来，送呈一份材料。周恩来仔细地翻阅了两遍，低声说：“这样好吗？”秘书疑惑地注释着他，总理想了想，最后，非常果断地表明了态度：“恐怕不行。我多次同外国朋友讲，中国的‘国酒’只有茅台；茅台就是第一。水、原料、工艺，样样都好，这是其他酒厂无法取代的……”乔羽先生对这段争夺“国酒”的公案记忆犹新——当时，四川某家酒厂。牌子也很硬，销得挺火，卖着卖着，就提出重新评选中国的“国酒”。周恩来否决了这项提议，保住了“茅台”的“国酒”地位。也许是长征路上喝出了感情，但关键还是这种白酒地道、醇厚，堪称佳酿中的典范和极品。周恩来曾亲口说：“只要我当国务院总理，‘茅台’就要做天下第一。不能言而无信、欺骗外宾嘛。” （上图：每逢...[查看详细内容..]

俗语说：“出门三分灾”，这话说得在理。所谓“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谁也无法预料，晓行夜宿、车马舟楫，哪儿会出现飞来之灾。古人的思维是“远祸全身”，绝不为声色之娱、山水之乐，而过于放浪。在传统社会闭塞、保守的处世哲学里，远行，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情。像徐霞客、李太白等旅行家少之又少。如今，天涯咫尺，距离和时间都成了小意思，但是，出门在外的种种风险依然还在。尤其是春节这样的大气候，天下人群大流动，各回各家，各赶各路，难免出现磕磕碰碰。民间所谓的“三分灾”当然是虚指，也可以拼凑一个大致的轮廓。如果能躲开那些不必要的麻烦，远足天下、阖家团聚也便成了无上乐事。 一，财白之灾 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钱是物质命脉，没有金银钞票垫底，凭什么走亲访友、游山玩水？常说“穷家富路”，哪怕家里揭不开锅了，也要拆借足够多的钱财作为一路川资。借钱容易，平安地花出去才算无灾无虞。可惜，任何城市都不是保险箱，一不小心就要出岔子：要么“露白”，被小偷小摸注意，虽说孙二娘那样的“黑店”已经绝迹，不必担心丢了钱财，再被做成“人肉包子”，路上却可能不太平，火车、公交、商场、马路上，都可能冒出第三只手。要么“手松”，物欲每能迷人眼，花里胡哨的商品、甜言蜜语的兜售，将在不知不觉间迷惑人的理智，于是，头脑一热，挥金似土，气喘吁吁地...[查看详细内容..]

世界上最无耻、最恶心的文体当属旌表死者的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墓志铭”。泛泛的哀悼是人之常情，但无限拔高，甚至居心叵测地篡改历史、文过饰非，则令人大倒胃口。“墓志铭”变成了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这些悲壮而华丽的文字简直就是一种寂寞而迫切的广告词，它惟恐人家看不见；又恐人家看见了佯作虔诚而内心里掩齿窃笑、指指点点。在坟墓前总结人生、评述功过，胆子小，不行；脸皮薄，更不行。不对死者来一通廉价的溢美，阴阳两世的人都过意不去。 　　“墓志铭”是“志”和“铭”两样文体绑在一起了。志，是散文体，负责姓氏籍贯、生平简介。铭，是韵文，主宰歌功颂德、悼念抚慰之类。中国的墓志源自４６４年，也就是刘宋大明八年，一个叫做刘怀民的墓志抢到了第一名。后来，撰写墓志铭的差使就成了纯粹的“手艺活儿”，多由他人代笔。由于体裁特殊，历史流传下来的好作品几乎没有。偶有学习西方人自拟墓志的，可惜，多是假斯文、真吹捧，生怕别人忽略了“过五关”，纠缠了“走麦城”。有死者本人的蓄意歪曲、着意美化；也有后人的言过其实、脂粉铅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就藏有这样的“谀墓词”： 　　一位世家子弟，迷途误入一个岩洞，看到了过世多年的长辈，便壮着胆子打招呼；叙礼之后，年轻人问：“您的佳城（坟墓）不是在某地吗？何以流落到这里来了？&rdq...[查看详细内容..]

中国是美食的国度。这里烹饪的技艺、文化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令外国人叹为观止。一向瞧不起中国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在吃喝的问题上自叹弗如。日本人最得意的东西无非是寿司、清酒、生鱼片——他们大肆捕捞鲸鱼的行经臭名昭著；自夸其德的巴黎人动辄以半生不熟的牛扒、鹅肝和红酒、面包为看家招牌，但是，跟中国饮食一比，马上没电。 中国人讲究美食，在这方面钟灵毓秀、挥洒才情——好是好，那些殚思极虑的做法，往往笔走偏锋，转而成为“钻牛角尖”的偏执与残忍。饮食文化中的残忍，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以三道“名菜”开刀吧。 （一）清炖鱼翅 燕窝和鱼翅是非常上讲究的滋补名品，如果盛筵贵宾，缺少这类名菜，举座身价就会大打折扣。鱼翅是鲨鱼的鳍，渔民残忍地割下来，哪管奄奄一息的残鲨？在水里，没有鳍，等于陆地上没有脚，被宰割的鲨鱼只有顺水漂流，活活等死。都市高级酒店里，一碗鱼翅几百、乃至上千元，蜂拥而来的食客，何尝不知鲨鱼的凄惨？又何尝不是有点文化的上流任务？但是，依旧大吃大嚼，海洋生态算老几？ （二） 红烧鹅掌 法国人善烹鹅肝、鹅掌，其做法远远不如中国人那么残忍。尤其江浙一带，为了吃个新鲜，把活鹅洗净，置于滚烫的铁板上。鹅不胜其痛，又蹦又跳，哀鸣不止。直到烙熟，方才将鹅掌切下，抛弃半死不活残鹅……这些烹饪手段，见诸清代诗人袁枚的《随园食单》，那位大才子愤恨地斥责道...[查看详细内容..]

西方认为，战争是男人之间的事，女人必须远远地走开。古代中国也很忌讳女人参战，尤其禁止战争期间携带女眷。极为罕见的是，两国交战最惨烈的时候，有位混蛋皇帝，竟然拽着宝贝老婆，联合做起了“总司令”。结果，弄得三军将士怨声载道，这一对“调戏烽火”的狗男女，也落得丑态百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陈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丢人现眼的故事。　　美女冯小怜，原本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小老婆，两人臭味相投，很是恩爱。他们正在天池游玩射猎，忽然，军报传来，十万火急——晋阳（今太原）眼看就守不住了。如此重大的军情，谁敢耽误？右丞相高阿那肱却漫不经心地打发信使说：“皇上、贵妃玩得正痛快，你们边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急着打扰皇上干嘛？”一直拖到傍晚，这道急报才送到皇帝眼前。高纬感觉事态严重，正要回宫开会，他那个倒霉的小老婆——冯小怜，偏偏扭啊扭地撒娇，闹着再“杀一围”。一听这话，皇帝立刻把十万火急的军报扔到了九霄云外——接着玩！　　圣贤成群地出现，混蛋也是结队而来。北齐的皇帝与贵妃居然以杀人战场为游乐场，他们根本不顾及兵贵神速、救兵如救火的战争法则，热热闹闹的狩猎一围一围地往下打。殊不知，这“一围”的时间可使敌军获得喘息、反扑的机会，自己的灭顶之灾也就不远了。　　高纬带着冯小怜牛烘烘地赶到晋州前线督战，北齐军团...[查看详细内容..]

中国传统，笃信风水，阳宅阴宅都大有讲究。排除其中的迷信因素，选择住宅的第一原则就是“趋利避害”。单就现代都市来说，疯长出成片成片的高楼大厦，作为民用住宅，已经凸显五大类型的“凶宅”。 所谓“凶”，不是《聊斋志异》里描写的“孤魂野鬼”、“魑魅魍魉”，而是非常“不宜居”的意思。起码，住宅中潜伏着无可剔除的“不安定”因素。某些刚刚乔迁的人，恐怕很不愿意听到如下议论。姑枉一听，姑枉一笑吧。 （一）深藏不露。 “闹中取静”似乎是安居乐业的最高境界，殊不知，深藏不露的住宅极为不安全。古人推崇“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不改其乐”的圣人典范，本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寓所追求僻静、幽深，不能以牺牲生存方便为前提。羊肠胡同里的宅院，当然极富诗意，但藏得过深，几乎与亟待改造的简陋小区没有区别。最大的殷忧是“消防与急救”。与灾难赛跑，为街巷羁绊。此类住宅，大凶。 （二）与公共场所毗邻。 依山傍水，透风向阳，都是上乘宅第；但与公共场所毗邻，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比如：街心公园、体育场馆、农贸市场等等，乍看，非常方便，抬脚就到，实际上，烦恼远远超过预想。嘈杂的人声，车马的喧哗，乌七八糟的卫生状况，令人长年衔冤，避之不及。日夜喧闹，不绝于耳。此类住宅，大凶。 （三）坐守“红灯区”。 ...[查看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