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创作音乐，本来就是以一首为单位的，无论那首曲子的长短如何。同样地，听歌也是一首一首地听。专辑只不过是唱片公司一种“捆绑销售”的手段，管你喜不喜欢，十多首歌一起卖给你。 　　有志气的音乐人会想办法利用这种商业限制，把它转化成创作的前提。反正唱片是以专辑的形式来卖，不如就把歌曲的顺序排列得有意义一点，不要半张锣鼓震天闹得房顶穿洞，半张花落有声静得人昏欲睡，而是快慢有序，松紧有秩，使一张专辑变成一出有节奏有韵律起伏合宜的戏剧。野心再大点，就干脆弄张“概念专辑”，依照统一的概念或想法去制作整张唱片的歌曲，使它们呈现完整的面目。例如Pink Floyd的经典《The Darkside of Moon》，就是概念专辑的完美示范，至于香港，远有泰迪罗宾以太空人为主题的杰作，近有卢巧音探索宗教与存在意义的大胆。 　　但很可惜，现在的消费者在电脑和互联网找到了从专辑解放出来的自由大道。原来CD唱机上随机送播的功能，就已打散了任何专辑唱片的固有秩序。如今大家却可以更方便地回归单曲，自由选择想听的歌，完全不用理会它在某张专辑里的位置，把来源五花八门的不同曲子编进MP3上的菜单，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音乐河流，自己的“概念专辑”。这是聆乐者夺回自主的年代，也是单曲回归的年代。 　　但是唱片工业仍然没有改弦易辙，没有做好生产流程典范转移的准备，把专辑为主的框框解散成单曲主导的模式；反而以更夸张的方法去做捆绑销售。所以你如今在...[查看详细内容..]

　当然，拉图自从2002年正式就任柏林爱乐总指挥以来可不是没做事，恰恰相反，他的问题或许就出在做了事。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事，他才会遭到那么多德国乐评界的质疑(甚至有人说在他棒下的柏林爱乐简直就是一艘无人驾驶的飞船)。 　　就以拉图和柏林爱乐最近的东亚之行为例，他们演奏海顿、贝多芬和理查、史特劳斯都不成问题，这才是乐迷们最想听到的德奥曲目，印象中柏林爱乐最优而为之的传统功夫；唯一惹起争论的是他们奏了一首当代作曲家阿迪耶斯(Thomas Ades)的作品《庇护所》，而且这个作曲家居然还不到三十四岁！一个传统的老牌珠宝店可以随便摆放年轻小伙子的实验设计吗？ 　　说来也怪，不知从何时开始，古典音乐真正成了“古典”音乐。别说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就连荀柏格等二十世纪初叶的“现代音乐”，也很少有乐团或乐手演奏，听的人自然就更少了。但随便拿起一本音乐入门，或者大作曲家的传记，不难发现在海顿、贝多芬甚至是史特劳斯的年代，大伙们听的主要是“当代”音乐，管弦乐团演奏的也是在世作曲家的东西。以老字号的柏林爱乐为例，当年他们就不知首演过多少新作。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听众会受不了新音乐，而宁愿音乐家们演奏些起码有一百岁的东西呢？又为什么曾在音乐史上开了先河的柏林爱乐后来会抗拒十年内的新作呢？ 　　许多人说这是现代音乐自己的错，远离群众孤芳自赏，追求纯艺术以至于学术的道路，忘却了平实感人的本真力量。可是听听阿迪耶斯那首《庇护...[查看详细内容..]

索尔．贝娄（SaulBellow）死了，自此之后，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写知识分子的故事会写得更叫人心痛，同时更叫人忍俊不禁。并且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笑中有泪”。很多人称颂的“笑中有泪”往往只是一种太过含糊的状态，很容易变得庸俗不堪，不是笑得过度剧烈滴下了眼泪，就是忘情笑完之后才醒悟到手指已经给烟屁股烧疼了。索尔·贝娄的小说在最完美的时候，是一种悲喜共时的尴尬状态，例如他最后一部作品《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索尔·贝娄总是喜欢以知识分子当主角，而且还是以他的朋友为模型。所以每次出书，都有相识要和他绝交，他们实在受不了自己竟然显得这么可笑滑稽。由于角色来自贝娄亲身认识的知识人，他自己又活在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学院派精英圈子，所以他写出来的人物总是满口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韦伯，仿佛学养差一点都看不懂。贝娄自己又十分博学，随时引经据典，喜欢镶满了典故的比喻，是真真正正的bookish。因此他的名作（有人说是自传）《赫索格》（Herzog）居然能成为畅销书榜冠军，也真是书史怪谭。 老套点说，他的书好卖或许因为他写出了人类永恒的困惑。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颂词肯定的：“他对人类文明的……作出了贡献”云云。当然罗，有哪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被赞美成“对人类有贡献”呢？可是，也确是这种对于人类处境中可笑的倒霉遭遇的独特感知，使得贝娄与一般写文人圈子轶事怪闻的作者有了差天共地的分别。例如洛基（DavidLodge），也是个十...[查看详细内容..]

曾经有一段日子，每有人问起，香港有文学吗？香港有了不起的小说家吗？我就说：“有，西西。”如果有人再追问西西有什么代表作的话，我就说“有，《我城》。”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回答很有问题。首先，什么叫做“代表作”？一部作品又能够代表什么呢？比如《我城》，它代表西西的文学技艺和成就？代表香港文学？还是代表香港呢？ 曾经，《我城》被认为是一部代表香港这个城市，卸除了这个城市的特质，表现了当时正在形成的香港意识和香港身分的一部杰作。你看，这部作品没有什么显赫的政要巨富，也没有什么人人皆知的大明星，有的只是阿果、悠悠、麦快乐、阿游和阿发这伙年青人。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是香港这个城市的“众生”。 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例如主角阿果，曾经这么表白：“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碰见过这样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做邮差，做完了邮差做清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员，做完了消防员做农夫，做完了农夫做渔夫，做完了做警察。当时，我的社会课本上刚好有这么多种各类职业。”以今日标准而言，这叫做胸无大志，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职业选择乃七十年代以前社会课本提供的，是一整代人的希望范围，一整代基层百姓的理想人生。 西西写《我城》，原是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但它不是那种情节紧凑得教你天天追着故事看的连载；而是随着报上刊载的每日新闻，读者每日面对的社会气氛发展转变的一种思考。因此很多人觉得这部小说反映了香...[查看详细内容..]

因为香港牛棚书展的活动，要陪驻展作家李欧梵带一群朋友来趟“走路工作坊”，从金钟走到铜锣湾，边走边谈。回家之后，意犹未尽，就把从前翻过但未细读的《浪游之歌》拿出来好好看一遍。这本书原名Wanderlust，作者雷贝嘉·索尔尼（RebeccaSolnit）是个行路迷，在无车不行的美国加州，她住在最适合用双脚行走的三藩市。 城市，有走不动的城市和可行走的城市（Walkablecity）两种。走不动的城市典范，是我住过的洛杉矶。洛城的走不动不是因为它太笨重，而是它太过轻灵，全城被一条条的公路贯穿，汽车方便地在每个角落流动。洛杉矶扩散得如此之广，因此不用太多的密集高楼；就算市中心，比起其它城市也要显得稀疏。这种城市是一眼望去，所有东西清清楚楚呈现眼前的透明都市。 索尔尼自己住的三藩市，和她喜欢的纽约及意大利诸城，则是可以好好走上几天的城市。不只是这些地方对行人来讲方便，也因为它们太丰富，丰富得几近沉重，所以走在其中街巷，总有一种变化无穷，走多少回都走不透的感觉。当然，世上行人的梦想城市依然是巴黎，这个明明呈辐射状清晰扩散的太阳城，老是有挖不完的深度和重重包裹的神秘氛围。所以，第一个研究现代“逛街”这种行为的德国大哲人班雅明，就是用巴黎来当他的经典范例。索尔尼也注意到了，巴黎是世界上出产最多“走路”理论家的地方。这城的居民如此热爱走路，乃至于可以为她发展出理论。 写走路和它的历史，索尔尼把更多的篇幅花在大自然中的漫游...[查看详细内容..]

　音乐家创作音乐，本来就是以一首为单位的，无论那首曲子的长短如何。同样地，听歌也是一首一首地听。专辑只不过是唱片公司一种“捆绑销售”的手段，管你喜不喜欢，十多首歌一起卖给你。 　　有志气的音乐人会想办法利用这种商业限制，把它转化成创作的前提。反正唱片是以专辑的形式来卖，不如就把歌曲的顺序排列得有意义一点，不要半张锣鼓震天闹得房顶穿洞，半张花落有声静得人昏欲睡，而是快慢有序，松紧有秩，使一张专辑变成一出有节奏有韵律起伏合宜的戏剧。野心再大点，就干脆弄张“概念专辑”，依照统一的概念或想法去制作整张唱片的歌曲，使它们呈现完整的面目。例如Pink Floyd的经典《The Darkside of Moon》，就是概念专辑的完美示范，至于香港，远有泰迪罗宾以太空人为主题的杰作，近有卢巧音探索宗教与存在意义的大胆。 　　但很可惜，现在的消费者在电脑和互联网找到了从专辑解放出来的自由大道。原来CD唱机上随机送播的功能，就已打散了任何专辑唱片的固有秩序。如今大家却可以更方便地回归单曲，自由选择想听的歌，完全不用理会它在某张专辑里的位置，把来源五花八门的不同曲子编进MP3上的菜单，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音乐河流，自己的“概念专辑”。这是聆乐者夺回自主的年代，也是单曲回归的年代。 　　但是唱片工业仍然没有改弦易辙，没有做好生产流程典范转移的准备，把专辑为主的框框解散成单曲主导的模式；反而以更夸张的方法去做捆绑销售。所以你如今在...[查看详细内容..]

　当然，拉图自从2002年正式就任柏林爱乐总指挥以来可不是没做事，恰恰相反，他的问题或许就出在做了事。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事，他才会遭到那么多德国乐评界的质疑(甚至有人说在他棒下的柏林爱乐简直就是一艘无人驾驶的飞船)。 　　就以拉图和柏林爱乐最近的东亚之行为例，他们演奏海顿、贝多芬和理查、史特劳斯都不成问题，这才是乐迷们最想听到的德奥曲目，印象中柏林爱乐最优而为之的传统功夫；唯一惹起争论的是他们奏了一首当代作曲家阿迪耶斯(Thomas Ades)的作品《庇护所》，而且这个作曲家居然还不到三十四岁！一个传统的老牌珠宝店可以随便摆放年轻小伙子的实验设计吗？ 　　说来也怪，不知从何时开始，古典音乐真正成了“古典”音乐。别说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就连荀柏格等二十世纪初叶的“现代音乐”，也很少有乐团或乐手演奏，听的人自然就更少了。但随便拿起一本音乐入门，或者大作曲家的传记，不难发现在海顿、贝多芬甚至是史特劳斯的年代，大伙们听的主要是“当代”音乐，管弦乐团演奏的也是在世作曲家的东西。以老字号的柏林爱乐为例，当年他们就不知首演过多少新作。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听众会受不了新音乐，而宁愿音乐家们演奏些起码有一百岁的东西呢？又为什么曾在音乐史上开了先河的柏林爱乐后来会抗拒十年内的新作呢？ 　　许多人说这是现代音乐自己的错，远离群众孤芳自赏，追求纯艺术以至于学术的道路，忘却了平实感人的本真力量。可是听听阿迪耶斯那首《庇护...[查看详细内容..]

索尔．贝娄（SaulBellow）死了，自此之后，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写知识分子的故事会写得更叫人心痛，同时更叫人忍俊不禁。并且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笑中有泪”。很多人称颂的“笑中有泪”往往只是一种太过含糊的状态，很容易变得庸俗不堪，不是笑得过度剧烈滴下了眼泪，就是忘情笑完之后才醒悟到手指已经给烟屁股烧疼了。索尔·贝娄的小说在最完美的时候，是一种悲喜共时的尴尬状态，例如他最后一部作品《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索尔·贝娄总是喜欢以知识分子当主角，而且还是以他的朋友为模型。所以每次出书，都有相识要和他绝交，他们实在受不了自己竟然显得这么可笑滑稽。由于角色来自贝娄亲身认识的知识人，他自己又活在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学院派精英圈子，所以他写出来的人物总是满口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韦伯，仿佛学养差一点都看不懂。贝娄自己又十分博学，随时引经据典，喜欢镶满了典故的比喻，是真真正正的bookish。因此他的名作（有人说是自传）《赫索格》（Herzog）居然能成为畅销书榜冠军，也真是书史怪谭。 老套点说，他的书好卖或许因为他写出了人类永恒的困惑。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颂词肯定的：“他对人类文明的……作出了贡献”云云。当然罗，有哪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被赞美成“对人类有贡献”呢？可是，也确是这种对于人类处境中可笑的倒霉遭遇的独特感知，使得贝娄与一般写文人圈子轶事怪闻的作者有了差天共地的分别。例如洛基（DavidLodge），也是个十...[查看详细内容..]

曾经有一段日子，每有人问起，香港有文学吗？香港有了不起的小说家吗？我就说：“有，西西。”如果有人再追问西西有什么代表作的话，我就说“有，《我城》。”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回答很有问题。首先，什么叫做“代表作”？一部作品又能够代表什么呢？比如《我城》，它代表西西的文学技艺和成就？代表香港文学？还是代表香港呢？ 曾经，《我城》被认为是一部代表香港这个城市，卸除了这个城市的特质，表现了当时正在形成的香港意识和香港身分的一部杰作。你看，这部作品没有什么显赫的政要巨富，也没有什么人人皆知的大明星，有的只是阿果、悠悠、麦快乐、阿游和阿发这伙年青人。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是香港这个城市的“众生”。 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例如主角阿果，曾经这么表白：“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碰见过这样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做邮差，做完了邮差做清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员，做完了消防员做农夫，做完了农夫做渔夫，做完了做警察。当时，我的社会课本上刚好有这么多种各类职业。”以今日标准而言，这叫做胸无大志，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职业选择乃七十年代以前社会课本提供的，是一整代人的希望范围，一整代基层百姓的理想人生。 西西写《我城》，原是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但它不是那种情节紧凑得教你天天追着故事看的连载；而是随着报上刊载的每日新闻，读者每日面对的社会气氛发展转变的一种思考。因此很多人觉得这部小说反映了香...[查看详细内容..]

因为香港牛棚书展的活动，要陪驻展作家李欧梵带一群朋友来趟“走路工作坊”，从金钟走到铜锣湾，边走边谈。回家之后，意犹未尽，就把从前翻过但未细读的《浪游之歌》拿出来好好看一遍。这本书原名Wanderlust，作者雷贝嘉·索尔尼（RebeccaSolnit）是个行路迷，在无车不行的美国加州，她住在最适合用双脚行走的三藩市。 城市，有走不动的城市和可行走的城市（Walkablecity）两种。走不动的城市典范，是我住过的洛杉矶。洛城的走不动不是因为它太笨重，而是它太过轻灵，全城被一条条的公路贯穿，汽车方便地在每个角落流动。洛杉矶扩散得如此之广，因此不用太多的密集高楼；就算市中心，比起其它城市也要显得稀疏。这种城市是一眼望去，所有东西清清楚楚呈现眼前的透明都市。 索尔尼自己住的三藩市，和她喜欢的纽约及意大利诸城，则是可以好好走上几天的城市。不只是这些地方对行人来讲方便，也因为它们太丰富，丰富得几近沉重，所以走在其中街巷，总有一种变化无穷，走多少回都走不透的感觉。当然，世上行人的梦想城市依然是巴黎，这个明明呈辐射状清晰扩散的太阳城，老是有挖不完的深度和重重包裹的神秘氛围。所以，第一个研究现代“逛街”这种行为的德国大哲人班雅明，就是用巴黎来当他的经典范例。索尔尼也注意到了，巴黎是世界上出产最多“走路”理论家的地方。这城的居民如此热爱走路，乃至于可以为她发展出理论。 写走路和它的历史，索尔尼把更多的篇幅花在大自然中的漫游...[查看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