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结束史上最长出差，呵呵。 重庆公交的节目要播了，老范的片子，她现在正披头散发在机房改呢。 明天（周日）晚上9点半播，这次是在新闻频道首播。 《新闻调查》的一套首播时间在暑期暂时取消。

今天下午北京很特别。 有人在msn上说让他想起十五年前在凉州，“满天沙尘，骑马跑过腾格里”。 我在十八楼，窗大开着，满天阴霾，野风吹着，窗帘都卷上天了。鸟尖叫着窜过去，音响开到最大，听崔健的《飞了》，听得我心都抖了。 他说“你干嘛听他？” “来劲呗” 本来想写点东西，不写了，纪念一下这来劲的感觉。

从我四岁的时候开始，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 由我奶奶送我去上学，得绕过大狗。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头上都是星星。 如果醒的时候窗纸已经发青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哭“我要迟到了” 到了学校，我永远都是第一个，穿着棉猴，摇摇晃晃地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着开门。 等早自习的铃开始的时候，我拿出书，然后就一个跟头栽在桌子上。 从不例外。 等下早课的铃响了才醒来。 今天土摩托同学在博客里写他当年的高考成绩是如何底牛，并且如何在被保送复旦的同时又考上了复旦，以致被录取了两次。 他很高兴他刚认识的人“也是复旦的，也是高考数学都是满分！” 他的博的题目叫《我就喜欢跟智商高的人聊天》。 呀，看样子，我从此失去了土摩托。 我，从四岁开始的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从没考过一百分，从没进过前十名，从没被老师表扬过，从没有在发下考卷的时候顾盼自雄。 我是为了我的恐惧才去上学的。 从我的会计专业勉强毕业之后，我进了电台工作。 第一天晚上，我还是习惯性地站着看了一小节电视，就准备进里屋写作业了，待转身的时候我愣在那儿，张着嘴----不用了？ 我的前二十年就此结束，而且跟我以后的人生再无关系。 它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从离开它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起过早床。

采访刚回来，突然想起，今天晚上新闻调查播节目，就在一个小时之后。 三年前，老范说过这个题，被我否了----因为很多技术问题。 两年前，我坐车路过台门口，看到一群人，拿着很多照片站在那儿。 车已经拐过世纪坛了，还是跟司机说了一声，回去看看吧。 然后我认为她是对的。 接下来两年的时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开始，又不止一次地停了下来。 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一期节目，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完成，又最终以这样的面目示人。 在香港看不到一套，我无法对它作出评价，听听大家的吧。

南方都市报要把这里的文章整理成专栏发表，问我是否愿意回答----为什么要写花这么多时间写博客？嗯，就写了这小段。放在这儿大家看看吧。 一 I FC是香港中环的一个商场。 我跟郝出大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大门口，明明有遮雨蓬，还是有四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站成一排，为出门的顾客打伞。 60岁左右的老先生是管理处的，看我不解，指给我往上看。 透明的玻璃遮篷是钢架的，昨天有一块刚刚修，接缝的地方有一条很窄的线，雨珠聚在一起，就会滴答地落下来。 快走几步，是可以避开的。 但他们沿着那条漏雨的缝站着，大门口的那位还要时不时踮着脚尖用伞去够调皮的踩水花的小朋友。 旁边还有两个女工，把地上的积水随时拖掉。 雨下了一下午，他们已经在这里站了至少四个小时了。 “你们这么做是因为有客人投诉吗？” “不是，是怕客人衣服弄脏。” “是老板要求吗？” “不是” “有加班的费用吗？” “没有” “你们要在这里站多久？” “看雨下到什么时候” “那…这么做是因为要宣传商场的形象吗？” 可能是我问的多了，老先生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作这个工作的嘛”

我们明天赴港采访，有事情找你。请把你的联系电话用悄悄话留给我。

一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背影。 她头发上的水珠是雨，雨已经下了将近两个小时了。 她有伞，就在她的手边上。 但她不能打。 老师说，会挡住后面领导的视线。 她的后面坐着县里的领导，和贾平凹先生。 这是商洛市丹凤县的首届文化旅游节，这个文化节上要举行“贾平凹文学艺术成就展”。 拍下这张照片的记者写道“领导、嘉宾和媒体的记者都穿上了雨披，雨中的观众也都撑起伞看节目，可记者注意到，坐在最前面的百余名小学生上身只穿了一件很薄的衬衫，学生个个不穿雨披不撑伞，被淋得直发抖。雨越下越大，很多学生的衣服都已经湿透…” 他的稿子没有刊发，第二天，他被要求停职反省。 二 这个是和菜头在博客里贴的一张照片。 这是一群普通的挪威的老师和她们的学生。 她们跪着。 跪在操场上的土地上。 雨刚停。 这是郑州市管城区东关小学的操场，她们在这儿考察，在看学生的文艺表演。 现场的记者写道“演出开始，考察团34名团员被邀请在前排站着观看，但是，站在最前排的团员们为了不挡住后面学生的视线，或坐或跪地观看演出。 ” 演出结束的时候，“双腿跪地的团员们裤子的膝盖处已经湿成一片”。

今晚10点38分，一套，《新闻调查》，没睡的话可以看一看。 才确定下来要播，所以预告的晚了些。 写下“节目预告”才发现，很久没有播过节目了… 看完后请大家批评。

明天一早要出调查的差了。那个地方不便上网，会有几天写不了东西。 收拾完行李，再跟大家聊两句。 在今天的留言里，看到一条“没有名字的声音”写的，简单地在这里回复----- “宪政制度”是可贵的，也是值得进一步为之努力的，但只有这种“自由讨论”的形式合理性是否足够？ 在享受“道不同而相为谋”的快乐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能不紧接着追问：共识如何形成？偏见如何克服？旧的公共常识如何得以重塑？如果这些问题始终被悬置，那么任何有意义的议题都不免以“吵吵闹闹的争论”始，以既有的主流谬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程序中上升为法律而告终。 “主流谬见”，你指什么？这个判断是否太武断？ 共识的达成，不靠党同伐异，而靠思想本身的力量来赢得支持和孤立偏见。 如果讨论仅仅在理念的层面上进行，那么很可能到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会离它所要触及的现实越来越远（就像你在前面文章里提到的那两个讨论安乐死的“教授”和“医生”，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最后成了中西“文明”论战了） 法律体现的其实是一个国家几千年来发展的轨迹，为了知道法律的现状，就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发展的趋向。 你看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背后都是“理念”之争，这个理念，往往就是相互冲突的立法与否的理由。 揭示他们，人们自会作出选择。 此外，任何所谓“公共空间”都有它的“阶级”限定（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已在“常识”中被污名化的语词），拿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来说，那些最贫病交加、最痛不欲...[查看详细内容..]

今年的两会，头一天先是雨。 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在这个门没法停车，只能走过来，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稀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稍上都是冰凌子。 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 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 等捂干了，又该走回去了。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啊，这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 我学了乖，穿了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 回头儿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广场空空荡荡，一个游客都没有，连站岗的都找地儿呆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 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 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 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春…”，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带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手发，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