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琳仪;摘要：本文以《马王堆汉墓文物·周易》为底本,参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研究》、《十三经注疏》所附校勘记互校,撰写20条札记。从校勘、文字、声韵、训诂多角度探讨各本文字,试图沟通其间的关系。

作者：郭静云;摘要：殷墟甲骨占辞中屡次出现“下上若,授我佑”祈祷套语,其“下上”应非指某具体的自然神或祖先,而是将充满百神百祇之“天地”当作祈祷对象。不过商王祈祷“下上若”的重点不在笼括祭祀上下所有的神祇,而在祈求天地交互,以上下共同授佑,来保障王事的成功。从字体的书写来看,早期的“下上”写法明显构成互相交接闭合的图案,若换次序作“上下”。则明显可见上下互相分隔的图案,这其中有着重要的象形意义之差别。在中国先民核心的传统中,《周易·泰卦》的结构正好用下上般的逆序来表达天地交通。除此之外,传说殷人的易法《归藏》,其卦序也为坤乾或可谓“下上”。甲骨文所用的“下上若,授我佑”祈祷套语之意义就是商王祈求获得“泰”之状态,因而刻辞中采用下者在上而上者在下的排位。

作者：丁秀菊;摘要：“修辞立其减”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但它却对后世的文学评论及修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频率的使用还使它凝结为词——“修辞立诚”。如此,“修辞”与“立诚”在结构上成为平行并列的两个词。但从修辞角度看,二者则有密切的从属关系:“诚”内“辞”外,“诚”主“辞”从,“辞”以“诚”存。“诚”在儒家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说明,修辞应以“诚”为本,“辞”要服从并服务于“诚”。所谓“修辞立其诚”,是指以“诚”为前提并以“诚”为主导的“修辞”。

作者：陈坚;摘要：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汪启明;摘要：本文根据有关《周易参同契》传世史料的性质和时代先后的不同,将其分为“唐五代以前的原始材料”和“宋代以后的考释材料”两部分,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表明,《参同契》成书于汉代,是多人合作而著;其作者的籍贯有会稽说、鲁国说、郐国说,而世传娄敬著《参同契》及“三圣”“异人”等均无可稽考,所谓“鲁国鄙夫”是原文,“郐国鄙夫”不可靠,“会稽鄙夫”一语,不能确证就是吴越会稽。我们发现所言各家,除魏氏外均为齐人,而魏氏所在的会稽这个地名,也是源于齐鲁。所以,《周易参同契》乃是齐人所著。

作者：程刚;摘要：邵雍是文学家、史学家、易学家,他的咏史诗则是他文史哲研究领域交叉的产物,他的咏史诗表现出了“以易释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履霜冰至”与“否极泰来”的思想,“恩患防豫”与“知几如神”的思想,“顺动致豫”与“吉凶由人”的思想和“各行其位”与“时行时止”的思想等四个方面。这是研究他的思想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作者：金生杨;摘要：邵雍为宋代象数说《易》之大宗,其学通过友朋、弟子、子孙、术士等途径广泛传播,而友朋、子孙、术士传其学多在巴蜀。宋代巴蜀对邵雍学术传播的贡献极大,其中蜀人张行成得司马光、牛师德、牛恩纯之传,又得邵雍十四图及王湜《皇极经世》之学,影响最大;邵雍子孙长期留居巴蜀,使邵氏学术在巴蜀乃至全国各地广泛传播;术士传播邵雍学术则源于蜀人杜可大,经过祝泌、傅立等人的大力弘扬,成就显著。

作者：闫春新;摘要：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作者：贡华南;摘要：佛学中的“相”是纯粹形式,是无实质的空架子,“缘生说”将物我剖割为这些空架子,因而,物我之“现相”空、生命空、世界空。《易》之“象”是有生命意味、有实质的形式,它之生命意味源于物我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元素之间的相反相成。“象”有自体,因而,它不可还原为其他存在。物我所现之“象”皆真实不虚。熊十力由援“象”人“相”,到将“相”“象化”,展示了他出入佛老,彻底皈依儒宗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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