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在解释改土归流政策成因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明清两代何以有能力完成此项历代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问题所涉甚少。事实上,明清两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此项任务,是与这一时期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分不开的。火器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证。

作者：周伟洲;摘要：历来治清代川边藏区土司制者,对川西北松潘藏区土司研究甚少,且对清中叶后松潘藏区土司多不见记载颇感困惑。本文即在对清初松潘藏区土司及分布梳理的基础上,论述咸丰十年松潘发生的"庚申番变",以及同治二年事变平息后,清廷采取的善后措施,即废除参与事变的土司,改设土弁,并定期给予饷银,也就是所谓的"改土设弁"。最后,对松潘藏区改土设弁的性质、意义作了简约的评述。

作者：何平;摘要：有学者根据傣族文献的记载认为,傣族在公元前5世纪甚至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就曾经建立过一个地跨云南西部及缅甸中部和北部地区的"达光王国",并把"达光王国"写进了有关傣族的历史论著中,甚至还把这个"达光王国"作为傣族的文明史向前往德宏旅游的游人介绍。本文作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对"达光王国"进行考证后认为,傣族文献中有关"达光王国"的记载,实际上是流传到德宏傣族地区并被"傣化"后写进傣族文献的一些源自缅甸的关于"太公王国"和蒲甘王朝早期的传说故事,不足为信。傣族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达光王国"。

作者：翁乃群;摘要：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作者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做了分析和讨论。

作者：龙耀;李娟;摘要：西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国家归属方面,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加入中国籍而遗憾;在政治认同方面,他们比同龄人冷漠;在法律认同方面,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对于西南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国家认同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作者：张晓;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战争的原因,居住在老挝的一部分苗族移民到了美国等多个国家。这部分苗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必然遭遇文化的不适应性,必然面对如何选择应对手段与策略的问题。作者通过参与观察的亲身经历,从亲类、同姓、同姓联盟等三个层面论述了美国苗族如何利用苗族家族组织来调适和应对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为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作者：高永久;邓艾;摘要：通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实地调查资料,对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问题作了研究。近期政府实施的"牧民集中定居"政策,符合大部分藏族牧民的愿望。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影响着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决策。为了推进藏族聚居地区牧民定居和新牧区建设进程,需要各级政府采取综合性对策。

作者：马翀炜;潘春梅;摘要：在连续三年对箐口村哈尼族的"苦扎扎"(六月节)仪式的观察基础上,描述了该项仪式的基本内容及其变迁,认为"苦扎扎"仪式在表达祈福消灾意愿时,特别强调社区中个人的生活目的及生存意义必须与有意义的神圣秩序系统相联系。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妇女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变化,已在改变着仪式的某些内容和意义。文章认为,神圣与世俗及社会性别等方面的界限确定及变化都是制度文化建构的结果。制度文化在规约社会行为的同时也为人们在其间能动地进行创造提供了条件。

作者：李茂林;许建初;摘要：煨桑作为藏族文化习俗,在藏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云南藏区在煨桑材料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多样性,煨桑仪式差异明显,并不断演化。藏民对煨桑材料的选用,以其功用为原则,同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煨桑植物的采集还遵循了生态的原则。

作者：瞿明安;摘要：文章从象征人类学的角度,对象征的群体性、主体性、多重性、时空性和传承性等基本特征做了相应的概括和分析。其中群体性是指绝大部分的象征符号都反映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主体性是指任何象征符号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都是通过人这一主体来具体操作的;多重性是指某些重要象征符号的表现形式与意指对象之间存在着多重的组合关系;时空性是指某些特定的事物和活动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才具有象征意义;传承性则是指象征符号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作者认为,认识和了解象征的基本特征,对于开展象征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